其次，在宪法之外，当时已有法律承认一种合法出租（合法有偿使用国有土地）的形式。

第五章适用与备案审查 第九十八条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第四十五条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的法律案，因各方面对制定该法律的必要性、可行性等重大问题存在较大意见分歧搁置审议满两年的，或者因暂不付表决经过两年没有再次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审议的，委员长会议可以决定终止审议，并向常务委员会报告。

国务院年度立法计划中的法律项目应当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立法规划和立法计划相衔接。立法应当体现人民的意志，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坚持立法公开，保障人民通过多种途径参与立法活动。第三十三条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律案，各方面的意见比较一致的，可以经两次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后交付表决。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以及公民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的，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建议，由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进行审查。第二条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制定、修改和废止，适用本法。

第七十三条国务院法制机构应当根据国家总体工作部署拟订国务院年度立法计划，报国务院审批。第二十八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法律由国家主席签署主席令予以公布。或有些微不足，拾遗补阙，能更趋完美。

其实，把道德设定为法学/法律的中心或核心之一，更符合世界法学/法律史的传统，从古希腊到现代的西方法学，道德一直是西方法学的核心之一，只因形格势禁，道德从未入主西方法律的本位，但这并不妨碍西方法学家们为道德在法律中的主体地位争论了两千多年，虽然搅攘不休，不是更显出道德在法学/法律中的重要性吗？(这个过程可参见庞德的《法律与道德》)而中国古代法学家在《唐律疏议》中确立了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的立法宗旨，道德为本真实地在中国法律中起着核心作用，使中华法系卓然独立于世，应该说在道德为本这个重大的法学理论上走在了西方法学家的前面。权力在我国法制系统中的具体展现形式，就是宪法、法律中记载的国家权力、职权、权限、公权力等等。退一步说，就算童先生的以上说法适合于西方，却完全不适用于中国，因为中国几千年前早就有了主要体现权力的法律了，最著者数《周礼》[8]，虽有礼仪规定，但侧重于官制设置，且带有宪法性质，为万法所宗(所谓一准于礼)。这种情况在法律制度上的典型表现，就是权力大幅度扩展和‘权力一词进入宪法的重要条款，在法学上的表现是权力成为与权利平行的基本概念。

[9]童先生既然这样潜心于中国法学的自强自立，为何不把老祖宗的宝贝拣回来？何必去争夺权力在法律中的主导地位呢？ 综而言之，将权力与权利等而视之，把二者作为法律的核心范畴，甚或基础性范畴，会不会因其只以权力在宪法中的占比而不及其他法律的数据，显得以偏概全？把权力作为法律的新核心，并认为是现代才有的，会不会给人产生法律核心并不恒定、随意可变的感觉？让权力在法律中与权利并重，事实似乎与之相左。其实在古代西方，社会财富大多被权力持有者(君主、教会、领主)占有。

这种以权力概念在法律中所占的比重来证明权力在法律中的重要性、根本性、基础性，会不会存在这样的问题：用童先生对《宪法》所作的统计来看，固然关于权力的分量占了大头。莫非因为近代中华法系的厄难我们就要抛弃道德为本吗？ 童先生总以为，权力成为法律的核心只是当代的事：20世纪中叶以来，欧美日政府以国家补助、福利国家甚至国家持股等形式大规模干预经济生活，权力的体量和在法权结构中的比例都大幅增高。随着公共财产的增加，各国权力的体量大幅度增长。过去西语法学只谈论基本权利，罕见基本权力的提法，但拉兹特别重视基本权力概念。

权力在法律中的权重，或者说权力在法律中的核心地位，只是一个当代的、暂时的、可变的现象。期待童先生的指正，也希望学界予以批评。学术界现在已提出了建设法学话语体系的艰巨任务，这是推动法学进步的重要抓手。到J.拉兹（1939-2022），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他关注、讨论权力的力度已经总体上超过了关注、讨论权利的力度。

[1]这即他所说的平行型权力，它与权利在法学中的地位是平行的，权力与权利的统一构成法学的核心范畴，亦即他的法权论的核心。童先生说：汉语法学应以指称权利权力统一体的法权为核心范畴。

到了唐代，《唐六典》的问世，更是专门的行政法，完全关及权力的配置、行使、运作、监督、考核等，对后世影响深远。《宪法》第3、第4章共87条9433字，约占宪法条款的61%，文字量的54.5%。

这是对现有法学理论中的权利中心说的一个重大突破。(当然，法律以权利为中心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唯一原因，但是其重要原因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核心范畴排斥或不承认权力存在的理论架构，充其量具有50%的真理性。以2021年为例，这年一些有指标意义的国家的广义政府（即各级各类国家机关）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 of GDP)是：巴西61.0，（2019），挪威59.0，丹麦53.4，芬兰52.8，法国52.6，奥地利50.1，瑞典49.2，意大利48.3，德国47.4，欧盟46.8，葡萄，45.2，西班牙43.7，俄罗斯42.5，加拿大41.7，英，39.5，美国32.5，韩国35.3（2020年）。这一理论，涉及到法学基础的根本改变，其意义无论如何强调都不为过。用现代国家掌握巨大财力来说明权力在法律中的重要，哪个时代的国家不掌握巨大的财力？为何只是到现代权力才在法律中显得重要？把权力作为法律的新核心，会不会错失了法律的真正核心？诚然，童先生在现在的法理学教科书中看到了权力概念的缺失，看到把权力混同于权利的淆乱，这些都可称之为卓见，但把权力突出于法律的主位，会不会喧宾夺主、过犹不及？这些疑问提诸于前，供童先生参考。

于私而论，对童先生的质疑，对我而言是一个重要的学习过程，学、问，学、问，于斯乃进。它表明，权力在法律生活中地位的提升是全球性现象。

[[53]]他显然是把权力放在与权利平行的学科地位加以讨论的。[3]童先生似乎特别在意用某一概念在法律中的占比来说明这一概念在法律中的地位：权利、权力、权在我国宪法（序言+4章，共143条，17317个汉字）中的地位，比较准确地反映了它们在中国整个法律体系中的地位。

[[54]]但拉兹常态化地将权力分为基本权力（basic powers ）与其他权力并基于这种分类讨论权力，显然是试图提升一部分权力对权利的相对学科地位，以实现权力与权利分类的对称和平衡。易言之，权利、权力、权三个概念在宪法中的地位，也就是它们在当代中国法律实践中的地位。

童先生自述其原由：起初我也曾认同过当时盛行的以权利义务为中心系统解释法现象的法理学，但在写博士论文的过程中深感权利义务理论完全不足以解释宪法现象和公法现象，不得不花了相当工夫探寻既可解释私法现象，又可解释宪法和公法现象的法学基础理论，本文所称的法权说正是这个探寻过程的产物。同理，西方法律一直以权利为中心，道德却难入其门，你不能说只有权利是中心，道德却不是。因此，平行型权力应该是有充分法律实践基础的法学概念，而附随型权力则不是。然后他又特别强调：我国宪法用了超过一半的条款和文字量规定权力的行使主体、具体内容和行使程序，还有相应的责任。

下面要举的这个例子对中国人来说是有椎心之痛的，中国古代的法律，是以道德伦理为中心或核心的，或者用现在的话来说是道德本位的。从这个角度看，汉语法学还没有产生过自己的一般理论，汉语权利义务法学只是外语权利义务法学的分支或其在中国的延展。

但是，以权利义务为核心范畴的法理学在总体架构上无法给权力留位置，且在无力自圆其说、合乎逻辑地借助欧美的传统说法将权力解说为权利的一部分。双中心说似乎更能说明中国今天的经济现实，人们常说社会主义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集中力量就是权力使然，这不正好说明双中心说或法权论的正确吗？我们这里要证明的是权力与权利是平行、对等、平等的

但是，权力在法律中的核心地位却没有带来生产力的飞速进步，人民生活水平的快速提高，这样的权力核心论或中心论对国家的富强有多少益处呢？反之，改革开放以后，由于对个人权利的重视，由于权利本体论在法学中的勃兴，中国经济一飞冲天。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核心范畴排斥或不承认权力存在的理论架构，充其量具有50%的真理性。

但这种情况到H.凯尔森（1881—1973）那里就很不相同了。其实，把道德设定为法学/法律的中心或核心之一，更符合世界法学/法律史的传统，从古希腊到现代的西方法学，道德一直是西方法学的核心之一，只因形格势禁，道德从未入主西方法律的本位，但这并不妨碍西方法学家们为道德在法律中的主体地位争论了两千多年，虽然搅攘不休，不是更显出道德在法学/法律中的重要性吗？(这个过程可参见庞德的《法律与道德》)而中国古代法学家在《唐律疏议》中确立了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的立法宗旨，道德为本真实地在中国法律中起着核心作用，使中华法系卓然独立于世，应该说在道德为本这个重大的法学理论上走在了西方法学家的前面。[9]童先生既然这样潜心于中国法学的自强自立，为何不把老祖宗的宝贝拣回来？何必去争夺权力在法律中的主导地位呢？ 综而言之，将权力与权利等而视之，把二者作为法律的核心范畴，甚或基础性范畴，会不会因其只以权力在宪法中的占比而不及其他法律的数据，显得以偏概全？把权力作为法律的新核心，并认为是现代才有的，会不会给人产生法律核心并不恒定、随意可变的感觉？让权力在法律中与权利并重，事实似乎与之相左。[6] 童先生的以上说法，也有待商榷，照童先生自己的意见，权力并不比权利晚出，甚至还先于权利。

[[54]]但拉兹常态化地将权力分为基本权力（basic powers ）与其他权力并基于这种分类讨论权力，显然是试图提升一部分权力对权利的相对学科地位，以实现权力与权利分类的对称和平衡。在我国的权利权力统一体结构即法权结构中，权力对权利在体量和强度上占有优势——这是人们凭感官自觉可以体会到的经验的事实。

他认为这个概念是凯尔森提出来的，专指第一次制定宪法的权力。这里又冒出一个问题：中国有如此深远厚重的关于权力的法律法规，为什么从未听说以权力为法律的中心，或者说以权力为法律的本位呢？尤其在盛唐，两部重要的法典‐《唐律疏议》与《唐六典》- 并世而立，为何只说德礼为政教之本，不说权力为政教之本呢？照现在一些成天叫着封建专制的人来看，不是更应该说在法律中以权力为中心甚或以皇权为中心吗？是因为中国古代法学家的智识不够，还是因为权力根本不应成为法律的中心？我认为应该是后者。

用现代国家掌握巨大财力来说明权力在法律中的重要，哪个时代的国家不掌握巨大的财力？为何只是到现代权力才在法律中显得重要？把权力作为法律的新核心，会不会错失了法律的真正核心？诚然，童先生在现在的法理学教科书中看到了权力概念的缺失，看到把权力混同于权利的淆乱，这些都可称之为卓见，但把权力突出于法律的主位，会不会喧宾夺主、过犹不及？这些疑问提诸于前，供童先生参考。试想，如果没有法律对个人权利的保护、对私有产权的保驾护航，中国经济能有今天的成就？)相信童先生法权论的人会辩解道：法权论不是否认权利为中心，而是要加上权力为中心。